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演变各个时期特征
原始社会的北方以牛河梁为中心的红山诸文化，再现了大批史前建筑群落。我国最古老的建筑倭肯哈达，及原始石屋鸽子洞，表明旧石器时的建筑意识还没有形成。
原始建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本文通过对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红山遗址内的主要建筑遗址和方国城邦建筑进行调研，试图揭示远古建筑的美学与环境设计意识的内在联系。建筑是在原始的巢居和穴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形式是利用固体材料来建造空间，以满足于人的居住和需要。人在建筑的实践中于天性，“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此，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建筑一直沿着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轨道发展而来，成为社会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初形态
穴居
《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这种大自然所天然赐予的洞穴是当时用作住所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进入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开始出现。但在环境适宜的地区，穴居依然是当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活动。例如在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会晚期，竖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广泛出现，其平面多为圆形，和一般竖穴式穴居并无差别。山西还发现了“低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巢居《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因此推测，巢居是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采用过的一种原始居住方式。《礼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缯巢"，可见“巢者与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开。
建筑格局
古文献结合考古证明，最原始的古建筑分为巢、穴这两种形式。如韩非《五蠹》、《易·系辞》和《墨子·辞过》等谓“古之民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按象形古文解释，宫和室都是在相同的屋顶下，有台阶或两个分隔空间的为“宫”……这类文字的构成，在红山诸文化中均能找到佐证。如“小河沿”遗址，就是圆形双室房址，按现代说法是个越层的套间。“千斤营子”和“小河西”的早期建筑中，房屋朝向均坐北朝南，东南向设门，此遗俗延续至今。 典型的“兴隆洼遗址”是新石器中期唯一揭露清楚的聚落，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该遗址与附近14处史前聚落构成关系。158座排列有序的房址集中在环城壕内，城壕内有一“寨门”，与《魏书·勿吉传》“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从梯出入”的记载吻合。据考证“这一原始公社成员300余人，每一座房址为最基层的一级社会组织，每一排房址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第二级社会组织，围壕内便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第三级社会组织——氏族部落。”清理完毕的“兴隆洼”房址已经超出了1000个。“富河”棚屋房址，系森林草原型原始建筑的典型；沈阳“新乐”再现了距今7200年前的原始聚落。
殷商以前（公元前27世纪顷），未有固定之城郭宫室。至尧之时（公元前23世纪顷？），则“堂崇三尺，茅茨不剪”，后世虽以此颂尧之俭德，实亦可解为当时技术之简拙。至舜所居，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初期之都市已开始形成。且宫室已渐华侈。 至殷代末年（公元前12世纪顷），纣王广作宫室，益广囿苑。然周武王革命之后，已全部被毁。箕子自朝鲜“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而伤之。其后约三千年，乃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予以发掘，发现若干建筑遗址。其中有多数土筑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础，行列井然。柱础之上，且有覆以铜櫍者。其中若干处之木柱之遗炭尚宛然存在，盖兵乱中所焚毁也。除殿基外，尚有门屋，水沟等遗址在。其全部布置颇有条理。后代中国建筑之若干特征，如阶基上立木柱之构架制，平面上以多数分座建筑组合为一院之布置，已可确考矣。
与殷末约略同时者，有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由原始穴居之情形下，迁至岐下，相量地亩，召命工官匠役，建作家室宗朝门庭，咏于《诗经》。
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在今长安之南。《诗经》亦有赋此区域之建筑者。
据《诗经》所咏，得知陕西一带当时之建筑乃以版筑为主要方法，然而屋顶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正，已成定法。丰镐建筑虽已无存，然其遗址尚可考。
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为中国史传中最古之公园。
成王之时，周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此为中国史籍中关于都市设计最古之实录。
都市之制：天子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盖自三代以降，中国都市设计已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之方式。
考古发现
在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会公共建筑遗址被发现，如浙江余杭县土筑祭坛，内蒙古大青山和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石砌方圆祭坛，辽西建平县境内的神庙等。这些发现，使人们对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筑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们为了表示对神的敬之心，开始创造出一种超常的建筑形式，从而出现了沿轴展开的多重空间组合和建筑装饰艺术，这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飞跃。从此建筑不仅具有了它的物质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义，促进了建筑技术和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
考证价值
南方较潮湿地区，“巢居”已演进为初期的干阑式建筑。如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干阑建筑构件，甚至有较为精细的卯、启口等。既然木构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将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阑木构誉为华夏建筑文化之源。干阑式民居这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它具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等优点，对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地区非常适用。它距今约六、七千年，是中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约8米的木构架建筑遗址，推测是一座长条形的、体量相当大的干阑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有的构件还有多处榫卯。可以说，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已初具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体现了木构建筑之初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代表意义。
此外，龙山文化的住房遗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现了双室相联的套间式半穴居，平面成“吕“字型。套间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在建筑技术方面，开始广泛地在室内地面上涂抹光洁坚硬的白灰面层，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洁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这是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装饰。
中国建筑从原始社会开始萌芽，历商周至秦汉，为萌芽与成长阶段，可以秦汉为代本。
秦汉建筑在商周已初步形成的某些重要艺术特点基础上发展而来，秦汉的统一促进了中原与吴楚建筑文化的交流，建筑规模更为宏大，组合更为多样。
秦汉建筑类型以都城、宫殿、祭祀建筑（礼制建筑）和陵墓为主，到汉未，又出现了佛教建筑。都城规划由西周的规矩对称，经春秋战国向自由格局揍变，又逐渐回归于规整，到汉未以曹操邺城为标志，已完成了这一过程。宫殿结贪官苑，规模巨大。祭祀建筑是汉代的重要建筑类型，其主体仍为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呈团块状，取十字轴线对称组合，尺度巨大，形象突出，追求象征涵义。
秦汉建筑艺术总的风格可以“豪放朴拙”四个字来概括。屋顶很大，已出现了屋坡的折线“反字”，即以后“举折”或“举架”的初步做法，但曲度不大；屋角坯没有翘起，呈现出刚健质朴的气质。建筑装饰题材多飞仙神异，忠臣烈士，古拙而豪壮。
中国建筑历魏晋隋唐而宋，是发展与高峰阶段，可以隋唐为代表。
魏晋时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形成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复杂局面。中原士族南渡，江南地区开始进入了建筑艺术舞台；人生多难，促使佛寺、佛塔和石窟大量出现，成为中国仅次于宫殿的重要建筑类型；文人常退迹山林，促使了自然美的更深发掘，中国园林美学获得发扬的契机。
隋唐在长期动乱以后复归统一，尤其盛唐时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西域交往频繁，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期，建筑艺术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隋唐在长期动乱以后复归统一，尤其盛唐时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西域交往频繁，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期，建筑艺术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隋唐建筑类型以都城、宫殿、佛教建筑、陵墓和园林为主。都城规划已完全规整化，气势恢宏，格律精严。宫殿组群极富组织性，空间尺度巨大，舒展而大度。佛寺格调欢乐而华丽，洋溢着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肯定。陵墓依山营造，气势磅膊。园林已出现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风格区分，以后者的艺术意境更高。隋唐建筑单体内质外美，非常强调整体的和谐与真实，造型浑厚质朴，已较多采用凹曲屋面与屋角起翘，十分柔和大度，内部空间组合变化也很适度。
隋唐建筑艺术风格可以“雄浑壮丽”四字来概括，具有可贵的独创精神，重视本色美，气度恢宏从容，堪称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高峰。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充实与总结阶段，明至清前期是第三个高潮。
五代两宋至元，封建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审美趣昧更趋近于富有普通情趣的日常生活，艺术日益程式化，更着意在细部和装饰的追求。
都城仍然规整方正，商店居宅临向街道，面貌生动活泼；宫殿规模远小于隋唐，而序列组合更为丰富细腻；祭祀建筑布局严整细致；佛教在唐以后己显衰微，佛寺、佛塔已不复见盛唐的恢宏；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的实践更加丰富，与前代相比，同样现出繁细的倾向。官式建筑完全定型，结构简化而装饰性加强。总的来说，明清建筑艺术可以“精细富缛”四字大致概括。
明清值得称道的是民间建筑和少数民族建筑的显著成就，大大充实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内容，终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