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新潮:巨资重修古城是工程,但未必是文物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是工程吗?如何对于文物价值进行评估?对于复建问题,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看来,以文物保护来说,应该是研究项目,而不应简单地视为工程,“如果将它作为工程看待,文保工作不可能做好。现在有很多古城,把城重新修建起来,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文物保护。”
宋新潮8月1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的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以下简称“建博会”)主旨发言。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言
契机: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根据官方统计数字,经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全国不可移动文物76万件。与此同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了七批,国家文物局也正在进行第八期遴选。目前,中国已有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不久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鼓浪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上可可西里等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排名第二。在宋新潮看来,这并不意外,中国当仁不让,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文物保护的资源和基础。但如何保护它们,也是文物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宋新潮列举了目前三个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影响最大的方面。
首先,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变化。今天中国有能力做很多过去想做不能做的事情。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包括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技术方面,中国与国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不断交流、学习中,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
第二,我们的社会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组织的参与,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社会力量始终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
今天,随着经济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更多社会团体愿意为文化保护做贡献。此外,文物保护事件往往会成为社会事件,例如黑龙江刘亚楼故居被拆除的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关心文保工作。此外,国家文物局有一个举报中心,每天也会接到各个方面的反应。
第三,从政府、国家的角度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主导、负责的。由于近代国家产生,国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如今,文化遗产保护更是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于古物的爱好,更多时候,也体现了国家意志。
前不久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鼓浪屿
问题: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不一定是文物保护
在宋新潮看来,有了社会的支持和监督,有了经费的保障,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认为,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认识问题。什么是的文物?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为什么保护?很多时候,有一些观点的分歧、矛盾,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观念不同。比如,新技术能不能用?复建是不是文物保护?在他看来,现在有很多古城,把城重新修建起来,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文物保护。此外,配合基础建设的同时,新发现文化遗产如何处理?新旧建筑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第二个角度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推出了很多制度方面的要求。但这些制度和文保的关系如何?比如,文物保护算什么?目前各个方面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工程。按照工程的概念来实施、管理,经费采取招标的方式,采取监理的方式,设计和施工分离。与此同时,很多方面出问题,也是制度方面的。在宋新潮看来,将文保视为工程,其核心是体现了系统性、多样性和连续性。但是典型的工程项目和文物保护还是有很大区别。文物保护,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研究项目。因此,在制度方面,应当进行相应调节。
第三个是人才问题。按照国际标准,文物保护需要有四个方面的人员参加,包括建筑师、考古学家、规划师和法律工作者。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人才偏科比较严重。在中国,考古学家比较多。建筑师大多忙着在盖新房子,比较少关注历史建筑,也很少有人从历史建筑中得到启发,给今天的建筑设计带来启发。近年有一些规划师加入到文保工作中来,但相关方面始终在强调文保要纳入地方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却始终没有纳入进去。此外,当然也需要相关法律的规范。宋新潮表示,而今,有很多大学、专业研究机构投入其中,但是针对这么大的国家而言,投入还是很有限,更不要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包括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专家,比方说工匠。在中国,有一个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问题,不动手,不做事。因此,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都是很缺乏的。特别是了解整体工作各个具体方面的专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项目
思考:对于很多文物保护建筑,使用应该是常态
宋新潮提出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些思考。文保是工程吗?在宋新潮看来,文物保护应该是研究项目。如果将它作为工程看待,文保工作不可能做好。他认为,做任何一个文保之前,都要做研究。比方文献学的研究,这个建筑是怎么盖的、为什么盖的,必须研究各种档案、文献、历史记录,才能理解整个建筑、其在当时的价值、各方面的特征。同时,也必须做现场研究,勘探、测量。当然,还要考虑对于技术手段的应用。最后提出一个方案,这是根据对前期所有研究的汇集,但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做更多变更。最后,在所有工作做完之后,还需要有研究报告,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建筑。把它变成文物保护的档案。从文保的开始到结束,都是研究。宋新潮提出,文保就像医院。需要做各种化验、会诊,提出手术方案,最后,还得由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有了方案,具体实施还是需要真正的文物保护的专家来做,而不是承包给某个施工团队。
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北大红楼
如何对于文物价值进行评估?和其他遗产相比,一个具体的文物遗产,它的独特点在哪里?宋新潮表示,以前的评估只是运用一些文献、传说,往往缺乏科学研究。保护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如何通过保护凸显这些价值和传承?他举例说,北大的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它是近现代纪念性建筑的定性,而不是优秀历史建筑的概念,所以它的保护价值与别不同。相应的,如何进行保护、使用,都会有不同的手段和技术。他举了另一个案例,有时候,甚至外在建筑不重要,内里的东西才重要。比方说:庙不重要,壁画才重要,就甚至可以把外面的建筑全部拆掉,把壁画保护好。但有时候,相关人士不敢这么去做。宋新潮举例说,陕西有一个公输堂,讨论了10年时间,解决不了保护方案。公输堂里有一个小木作结构的佛龛,保护的重点是这个小木作,而不是清代的房子,实际上完全可以把顶子揭开,进行施工,最后再考虑顶子要不要恢复。有时候,相关保护的研究不彻底,就会囫囵吞枣,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全都不能动。宋新潮指出,在开展工作之前,应该对于价值进行清晰、有效的评估,而不是笼统地保护。因此,对文保价值的研究,是贯穿于项目始终的。我们现在很多文保项目出的问题,都是出在对于它的价值的评价上。我们如何使用文物保护建筑?任何一个建筑,自其产生开始,都有使用价值。在宋新潮看来,使用,是对文物建筑最大的保护。怎么样使用?科学、合理、适度。在进行修复前,应对原来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看它是否合理?宋新潮表示,现在百分五六十的情况都是,在修复前对于建筑往后怎么使用都没有概念,修复后再考虑使用,或者不用。做博物馆是使用,办公、生活,也同样是使用。相关人员应根据其价值考虑其使用方式。他提出,有一些建筑,也可以不要使用了。例如南禅寺、佛光寺,这类古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建筑阶段性的标本,这种情况下,其宗教价值,相对比较次要。他认为,在修复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将来的使用,否则,真正到了使用的时候,又会对其产生破坏。对于很多文物保护建筑,使用应该是常态,而非挂了牌子,就是圣物。不仅要考虑它的使用,同样要与现在的生活密切相关,要让人感到舒适。例如北大红楼,开始只使用风扇,不安装空调,到了夏天非常炎热。对于文物保护建筑的使用,也需要适应现代生活的原则,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个问题。在故宫开咖啡馆是否合适?和环境不协调?那么穿西服能参观故宫吗?故宫是今天的故宫。针对每一个具体案例,都应该通过评估,做出和使用相关的方案。考虑最小干预原则,不能对整体或局部进行毁坏,这些是决不允许的。在这个基础上,需要考虑如何让它更好地活在当下,在当代发挥作用,融入今天的生活。
绿瓦大楼模型
最后,宋新潮谈论了近几年很具有争议性的复建问题,他表示,现在对于复建开了口子,不是说不能复建。但是现在人们往往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盲目进行复建,这就是在造假。现在很多地方在用建文物的概念大量进行复建。比如,河北正定要搞宋代一条街、明代一条街、清代一条街。这还是正定吗?在他看来,这已经完全不是正定了。
有观众提到长沙古街改造项目。宋新潮回应说,古街改造更多是对当地人有意义。当地人对古街的理解可能对于专家更加深入。如果政府的改造只是从旅游出发,为了搞成旅游一条街,原来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去,甚至看到就伤心。这样就失败了。所以一定要面对现代,不是为了古代的概念。
波兰华沙复建后的街景
与此同时,宋新潮也举了波兰的正面案例。他提到今年在波兰华沙考察了当地的复建,表示学习其他地方的复建经验,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二战前,波兰政府就在考虑城市规划,做了一些测量。二战的晚期,华沙有一次起义,希特勒决意要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当时不是轰炸,而是爆破。在城市各个地方安放了炸药。整个城市几乎夷为平地。波兰解放后,复建华沙,不仅是波兰政府的愿望,更是全民的愿望。波兰人要把华沙,特别是城市中心,建立起来。他们当时很明确,要根据19世纪最强盛的时候。用整个建筑,来宣示华沙依然活着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复建都有它的历史原因。宋新潮在考察当地复建项目的时候也阅读了波兰史,了解到它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因此,复建,对于波兰人而言,更是民族创伤的弥合。与此同时,他提到,波兰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建筑也有复杂的感情。例如,科学宫是否要拆除或保留,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科学宫是斯大林赠送给波兰人的礼物,也是当时华沙最高的建筑。至今这个问题依然在讨论中没有定论,无论拆除还是保留,都是可以理解的。拆除还是复建,都是要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波兰的故事是一个个案。
为什么要复建?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民族具有代表性、不可或缺的东西,还是为了景观或其他的因素?在宋新潮看来,他特别不能赞同的,是在历史建筑周边为了协调做一些类型风格相似的建筑,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往往结果都很拙劣。他提到,现在北京一些街道改造项目中,所谓的四合院、旧式风格建筑,结果往往是令人作呕的。因此,他认为,历史建筑的周边建筑,应该能够与其协调,同时也能够交相辉映。历史建筑,要考虑其如何融入这个时代,融入我们的生活。他认为,最杰出的案例,往往不是雷同,而是反差。比如说贝聿铭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既体现了功能性,也让卢浮宫更具有活力。
法国巴黎卢浮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