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简帛记忆与当代文化
记得帕斯卡尔（BlaisePascal）曾说过，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我想说的是，思想也形成民族的伟大。在思想中，哲学和形而上学是其中深奥的部分，它们深深地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命运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之言。一点都不夸张地讲，中国不仅有思想，也有哲学；不仅有哲学，也有形而上学。早在中国轴心时代的百家子学中，思想、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伟大时代就被开创。传世的那个时代的子学经典，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的思想和哲学文本，相互辉映，共同见证了这一传统的古老，也见证了它的多样性。
以宇宙观、形而上学为例，新出土文献不仅证实了道家是它的主要创建者，而且也证实了它有着多样性的形态。就目前掌握到的文献来看，殷周时期人们对宇宙和万物的解释主要是宗教性的。在从“三代”大传统到东周新世界观的突破中，有两个思想范式的转变具有革命性，一个是从“三代”宗教到儒家的人文主义的兴起；另一个是从“三代”宗教到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兴起。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突破”先是从“自然哲学”（philosophyofnature或nature-philosophy）开始，然后再转到人类的自我意识上。中国的这两种突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并且是在思想的多元竞争中展开的。
相对来说，对儒家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们没有大的疑问，但对于道家自然主义这一革命性转变的开端则疑问重重。这主要是由于道家早期文献不足且又被过度怀疑造成的。如海内外一些学者把《老子》这部书看成是《庄子》之后甚至是秦汉时期的产物，认为古代中国的宇宙生成论出现得很晚，甚至到了汉代的《淮南子》才有了它的典型的形态。现在看来，这更是一种不实之论。战国（中期前后———墓葬年代）简《老子》（我推测是“部分陪葬本”）的发现，不仅证实了这一经典的早出，也证实了它早已创立了形而上学的最高符号“道”。如其中就有非常重要的第25章：“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三代”大传统的超自然之“帝”和“天”被老子设立的形而上学之“道”所取代。
从新出土的帛书《道原》（属于《黄帝四经》）、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和《凡物流形》等千古佚文可知，在诸子学中，道家学派对宇宙和万物的起源、根源、根本更有兴趣和好奇心，他是宇宙这部“天书”的最热心的窥视者，因此，他们就成为中国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最初的奠定者。他们对宇宙生成提出的解释，他们对宇宙和万物秩序给予的说明，都是立足于本根性的“道”和“一”。结合传世文献，《庄子》一书发展了老子的“道”观念，特别是它还提出了“气化”的自然观。《管子》“四篇”对“道”和“德”的解释、《韩非子·解老》把“道”和“理”结合起来等，同样也发展了道家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
整体而言，根据简帛思想记忆，再加上传世文献记忆，中国古代早期思想和哲学的丰富多彩性不言而喻。这一时期作为中国的“轴心时代”——具活力和原创性的时代，是思想文化自由活跃和竞争的时代，是人们抱持强烈的好奇心和勇于探索的时代，是人们敢于担当并纷纷为时代课题寻找答案的时代。雅斯贝尔斯描述“轴心时代”的伟大作用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春秋战国时代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性、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对话带来了活力，也为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新开展提供了无限的精神资源和营养。现在，中国正在实现新的复兴，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势，未来的中国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大国，而且还要成为世界文化的大国，就像在历史上的轴心时代那样，重新燃起思想和文化创造的火焰。
为此，首先，我们要在传承传统与回答当代中国课题之间建立一种持久性的良性互动。因为我们不时仍然会遇到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单向度立场。原则而论，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总是对时代状况和问题的一种深度思考和认知的产物，这种境况和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的创造又总是在对传统的高级性批判（而不是简单性的否定）中展开的。通过这种批判能够过滤掉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而将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变成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有机部分。
其次，我们要在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建立一种持久性的良性互动，真正克服将自身文化认同与摄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立场和做法。如果说新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总是对自身思想文化的建设，那么吸取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就像一个人汲取不同的营养那样总是有益的。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不同的国家和族群、不同的传统已高度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封闭和孤立起来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我们既要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又要抵制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国主义；既要善于从他者中获得启示，以相互补充；又要善于从多样性中寻找共识，以获得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
再者，我们要在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与相互之间的思想竞争和批评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良性互动。思想文化的创新需要当代中国人文和社会领域的学者们，要有敢于充分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要有建立思想和学派的勇气，要有自立于世界思想和文化之林的勇气。事实上，我们还缺乏这些勇气，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不管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与此同时，我们要建立一种思想文化自由竞争的空间和相互之间真诚地展开对话和批评的氛围。只要是创造性的东西，就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是能够经受住历史和时间检验的东西，当然也是能够经受住真诚学术批评的东西。在汉语知识界和思想文化界，我们尤其需要培养这种批评精神。
最后，我们要在关怀社会、关怀现实与耐心的沉思和不懈的探索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良性互动。任何思想和文化的创新既是对社会和现实真正关心的结果，又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是高度专一和专注的结果。影响当代思想文化创新的一个消极因素是大量的社会诱惑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我们的心灵，另一个消极因素是想当然地认为专注于学术脱离了社会和现实。
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文化创造是世界性的典范，不断地凝视和回顾这一典范，并从中汲取优秀传统的力量，我们就能迎来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新开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