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七十年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的价值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是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文物保护的一次特殊实践，在中国现代文物保护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这一测绘活动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面对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一些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拿起武器，奔赴前线，但同样迸发出抵抗外敌、保卫祖国的爱国激情。著名学者、营造学社会员朱偰先生在所著《北京宫阙图说自序》中说，“夫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国民政府和专业人士很早就开始调查测绘北平重要文物古迹，出版专著，用另一种方式为保卫祖国文化遗产做出努力。
2.这一测绘活动也是民国政府北平文物保护计划的继续。抗战初期，强国御敌的国民情绪高涨，掀起“整理国故”的潮流，北平市政府迅速启动有关文物保护的一系列行动，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制定北平市文物整理计划，实施“北平游览区古迹名胜之第一期修葺计划”。北平沦陷后，这一保护计划并未终止，尚未完成的“北平文整二期工程”和相关档案事项移交日伪政权所属建设总署（即后来的工务总署），未尽事宜继续进行。
3.这次测绘活动承袭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和基泰工程司在北平开展的古建筑测绘，是20世纪30年代第一阶段测绘工作的继续。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参与北平文物保护计划，曾受托对故宫大量建筑、北京的各大城门和恭王府等古迹进行测绘，后因“七七事变”中断，留下一批珍贵资料。测绘成果后因天津大水被毁，仅部分图纸、照片被抢救出来。《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测绘》收入这批图纸。两个时代的两次测绘，目标有所差别。30年代的测绘以认识、研究中国古建筑为目的，更具学术特点；而40年代的测绘具有明显的临危抢救的性质，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应急措施，运作上更具有商业化、规模化的特点，确保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完成如此规模的测绘任务。
4.此次测绘成果包含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的大量重要古建筑的总平面、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详图，完整程度空前绝后，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傅熹年先生评价说：“除忠实的历史记录外，这套图纸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尤其是永定门、正阳门前牌楼、中华门、长安左右门、地安门等一批建筑后来被拆除，这批图成为这些消失古迹最可信的记录，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5.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测绘也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除张镈、冯建逵等中国建筑和建筑史学领军人物，一些参加测绘的学生也成为有影响的骨干。虞福京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对天津的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林远荫在抗战胜利后曾主持基泰广州分所，后去美国，曾设计香港九龙区加多利高级公寓、香港半山区圆形公寓等。林柏年后到台湾，任台湾建筑工会会长。李永序曾任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副总工程师，为北京市的住宅建设做出贡献。
北京城中轴古建筑测绘
1941年至1945年，北京城正处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之下，由著名建筑师张镈先生组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北京大学工学院建工系师生和基泰公司部分员工，用了5年时间详细测绘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数十座重要古建筑，为后人保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2014年，故宫博物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整理编辑了这批图纸资料。2017年，《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群测绘图集》正式出版发行，这一特殊时期开展的一场特殊的古建筑测绘活动终于向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
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侵占北平。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日军在沦陷区建立伪政权，将“北平特别市”更名“北京”，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地区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更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成立的汪伪政权。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即将蔓延的战火可能给中国的文物资源造成严重破坏，遂组织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北平市则突击完成一批北平文物的调查，出版《旧都文物略》《北平市坛庙调查报告》等专著。为保存国家实力，北平大部分学校、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向西南转移，时年已65岁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考虑到身体原因，没有南下。
朱启钤（1872-1964），是北京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先驱，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守护者。1930年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后兼任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技术顾问、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留守北平、身处险境的朱启钤，经历了特务监视、住宅被征等迫害，依然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守护着营造学社数年来获得的珍贵资料。他为北京城古建筑的未来命运担忧，担心战火毁灭这些优秀的古代文明，希望通过测绘的方式，将这些重要古迹记录下来，以备将来的恢复。为此，他找到了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局长林是镇。
林是镇（1893-1962），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中国营造学社社员。1935年后任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和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技正，负责北平文物修缮工程。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顾问等职。林是镇理解朱先生的担忧，愿意促成测绘事宜，还推荐基泰工程司的张镈先生担此重任。之所以选择基泰工程司和张镈先生，是因为基泰工程司曾重点参与“首都建设计划”和“大上海都市建设计划”项目，承担过天坛、明长陵等大型古建筑的维修工程。而张镈（1911-1999）是基泰工程司完成北平古建筑修缮工程的骨干，在古建筑测绘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张镈同意以基泰工程司的名义承担项目。为了回避和日伪政权的关系，用“张叔农”的名字直接与林是镇签订合同，因此整个项目并没有出现基泰工程司和张镈的名字。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七十年
一封家书记录的往事
在父亲留下的大量书信中，有一封是父亲大学校友孙家芳先生2001年8月15日的来信，还附了孙先生写的《回顾六十年前的往事》和邓万雄先生保存的1941年6月北京故宫测绘研究所全体人员合影的复印件。在文中，孙先生回忆了他们在40年代参加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测绘的经过，提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5孙家芳先生写的书信：《回顾六十年前的往事》
参加第一期测绘的人员有天津工商大学建筑系林远荫、林柏年、李锡宸、李永序、李凤翔、刘友鎏、单德正、邓万雄、徐国复；土木系张宪虞、郁彦、孙家芳。聘用技术人员葛文焕、顾传洵、马增昭，学徒高文铨、刘清湖。架子工是徐荣师傅父子3人，郭云锦、郭云霄昆仲专门绘制彩画。陈喻如为会计；许致文管理文具；工作与生活地点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西朝房。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
根据需要，测绘人员分为四组：孙家芳、刘友鎏、单德正、李凤翔测绘中轴线上故宫各门；李锡宸、张宪虞、李永序、顾传洵测绘三大殿；林远荫、林柏年、郁彦、葛文焕测绘文华殿、武英殿、角楼；邓万雄、徐国复、马增昭、高文铨、刘清湖测绘太庙、社稷坛、东、西华门。
书信中还提到彩色效果图的绘制。李锡宸完成鼓楼彩色透视图，郁彦绘制西北隅角楼彩色图，孙家芳绘制钦安殿透视图并由郭云锦添绘一株大树补白。邓万雄主持太庙的全部图纸，并绘正殿彩色透视图。其中还清楚讲述了每个人的业余爱好，字里行间透着年轻人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虽是追忆往事，也难掩在日伪统治下保护北京古建筑的自豪和兴奋之情。
父亲常学诗，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在建筑领域工作了一生，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始终勤勤恳恳地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奋斗。建国初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后调文化部工作，担任过中国紫禁城学会的顾问，与故宫古建筑有很深的感情。
1944年3月，他参加了老师张镈先生负责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测绘项目第三期。父亲个人简历中曾提到，参加人员有：张宪虞、邓万雄、李永序、林骏、刘友渔、刘友鎏、刘清湖、高文铨、葛文焕、郑文祥、郭云锦、郭云霄、许致文（管理财务）。他与李永序编在一个小组，负责景山建筑群、天坛、正阳门等处的测绘工作，完成了景山绮望楼的全部图纸。他们对古建筑进行测量，拍摄了现场工作的照片，按比例绘制平面、立面、剖面、细部大样等大幅墨线图和彩色透视图，直到1945年底该项目结束为止。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
因为有了这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使同学之间、学生与张镈先生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父亲每年都要去看望老师，1999年父亲因病住院，便派我看望住在同仁医院的张先生。在短短的探视时间内，张镈先生几次问到父亲的病情及康复情况，可见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以及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张镈先生去世，我替父亲出席告别仪式，从告别厅出来心情很沉重，但走在长安街看到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等建筑巍然屹立，顿时感到张镈先生设计的具有时代感的建筑会永存我们心中。
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出版《北京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关于此次测绘的详细经过，除了张镈先生的回忆记录外，其他记录很少，甚至连参与人员也没有完整记录。这封家书详细记录了第三期测绘人员、测绘对象和方法、工作过程等内容，对这部图集是有益的补充，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客观准确地了解这段历史，了解父辈们对古建筑保护的态度和努力。这些测绘的参与者，大多已不在人世，有些人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发表此文，算是对这些保护中国古建筑先行者的纪念吧！
后来的故事
1944年12月，由张镈先生总负责，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和北京大学工学院建工系师生及基泰公司部分员工参加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历时三载有余，完成了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重要古建筑的实测和图纸绘制工作，为后人留存了一份宝贵资料。测绘完竣之时，艰苦卓绝的抗战也迎来胜利的曙光。70多年来，虽经多次变迁，大部分测绘图纸完整保存至今，在新的国家建设中又有了新的意义。
测绘工作全部结束，测绘成果除了实测图纸外，还有大量涉及建筑构件、彩画的现状照片，分门别类张贴在相册之上，可惜大部分都在“文革”动乱中遗失。测绘图纸则保存相对完整，包括墨线图650张和彩色效果图54张，共704张，全部图纸均按不小于1/50的比例尺绘制，用墨线勾画或彩色渲染在60×42英寸的高级橡皮纸上，图纸完整、数据精确、制图精美，至今仍旧线条清晰，色彩饱满，堪称中国古建测绘图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批图纸和先后保存在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最后保存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即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为654张。1966年2月经文化部批准，将其中与故宫建筑有关的355张图纸拨给故宫博物院，现收存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
为什么704张图纸只留下654张？其余50张哪去了？这又牵出了1948年的一段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流行，政府借此在全国各地开展包括文化艺术类展览等各类宣传交流活动，宣传中国的思想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这对长期受日本统治，日本文化影响深重的台湾尤其必要。台湾执政当局为了落实中央政府关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要求，迅速断绝日本统治遗留的影响，试图通过各种视觉工具教化台湾民众，以中华民族意识改造台湾人的时空观念，重建台湾与大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1948年11月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为期11天的北平文物建筑展览会。展览的主角就是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成果，展览目的就是“期我同胞对于我国特有之艺术获得认识；并籍以触发国人之自信心，使我民族创造精神益能发扬而光大之。”
展览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主办，赞助单位有台北市政府及教育所、建设所、铁路局等机构。展品除50张古建筑实测图，还有反映北京古建筑的油画粉画48张；古建筑彩画实样36张；古建筑实测和维修照片242张。北平文物整理工程处卢实处长带余鸣谦、单少康携展品赴台布展。因为办展之时正值淮海战役打响，时局难料，3人匆忙返回北京，展品滞留台湾，下落也失去线索。中国文物研究所杜仙洲先生曾回忆，1994年，他赴台期间曾由台北大学美术馆馆长陈同宁引领，看过一批彩画和图纸，确认是1948年赴台展览的东西。但有人向台湾朋友了解，台湾并没有这个机构，恐是杜公所记有误。后来，笔者经多方了解，得知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保存了这批东西。前不久借赴台之际，专程拜访该馆刘梅琴馆长，见到了藏品，但只有1960年入藏的48幅油画、粉画，一个图签上还记有杜仙洲、付连兴先生观后留言，但仍没有看到杜公说的彩画和图纸，这一批展品的谜团还有待揭开。
近几十年北京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古建筑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77年前完成的北京城古建筑测绘图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2005年初，马国馨曾用张镈先生收藏的当年由同生照相馆谭正曦翻拍的玻璃底板，主编出版《北京中轴线测绘图典》，尽管书中收录的图纸数量少很多，图面效果和印刷质量也不高，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此尽快将这批测图高质量、完整地出版成为当务之急。
测图的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十年前已开始商议合作出版事宜。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北平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80周年，两院正式决定编辑出版《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集》，以兹纪念。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和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曙光院长对图集的编辑工作做出通盘安排，确定了编委会机构和工作目标。
编写组希望图集的每幅图都能做到“原样”展现，为此对所有图纸做了高精扫描，力求显示图面的每一处细节，除了对污损严重、影响阅读的部位适当处理外，基本不做改动。为便于查阅，在图纸右下角增加了总序号、标名等信息。遗憾的是未能将留存在台湾的50张图纸收入图集。
编纂过程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楼庆西先生提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藏有62张中国营造学社30年代绘制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希望收入本书。当时，营造学社曾以故宫宫殿为主开展测绘，后因日军侵华，营造学社南迁，测绘中止，成果保存在天津某英资银行地下室。1938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放的图纸、照片等均被浸泡。朱启钤闻讯后派人前去抢救，最终仅部分资料保留下来，其中包括这62张北京中轴线古建筑图纸，包括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等16处建筑，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宫殿现状，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
2017年6月，《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正式出版发行。这批图纸得以保存和出版，以嘉惠学人，也是对老一辈人的尊重和怀念。而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图集》，除了感念先贤的恩泽，提供科学研究的便利，更是希望它所记录的北京悠久的城市历史文化得到延续，在保存城市记忆、明确城市定位、决定城市品质、展示城市风貌诸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