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筑故事-木结构建筑瑰宝应县木塔

1.木结构建筑瑰宝

山西应县木塔是世界上最高、最复杂、最优秀的木结构建筑。从地面到塔刹顶点总高67.31米，相当于一座22层的现代建筑。木塔建于辽清宁两年(公元1056年)，36年后1000年。

它是一座八角形五层的亭台楼阁木塔，一层是重屋檐，有一周的走廊。从那以后，每层都有屋檐和平坐（即阳台）。顶部是一个八角形的尖顶，顶部是顶部的塔刹。

900多年来，木塔结构非常牢固，经历了许多大地震。据说唐山大地震时，这里的烈度也在4级左右，所有屋角的风都响了一分钟，但木塔安然无恙。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木塔遭受了重创。有200多颗炮弹（木塔上仍有大量弹痕）没有被击倒。当时使用的炮弹可能威力有限，但也说明了木塔结构的坚固性。

斗栱（又作斗拱）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重要而富有特色的结构部件。应县木塔自下而上共有54种斗拱，根据复杂性和简单性施加在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功能，可谓中国斗拱的巅峰。唐代大明宫正殿被称为含元殿，当时有人写了一篇《含元殿赋》，里面有云薄万托这样美丽的句子。应县木塔斗拱千万，绝对可以称之为云薄万。

应县木塔经历了这么多次地震，斗拱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架将大结构构件变成许多小木块，榫榫连接在一起，地震力是水平方向，大构件，或非常坚固的节点，可能被地震摧毁，但由于支架是许多小木块，有一定的间隙，发挥良好的缓冲作用，术语成为阻尼装置，地震能量慢慢消耗。

应县木塔结构最突出的成就是采用筒中筒结构，即外筒和内筒由外柱和内柱形成（北宋称为外槽和内槽），两者通过斗拱和梁架连接，形成非常坚固的结构体系。现代摩天大楼基本采用这种结构，以内筒为交通核心，设置楼梯、电梯、机房等，外筒为办公或居住空间。相反，内筒作为每层供奉佛像的空间，在外筒的边缘设置了楼梯，在礼佛周围留下了信徒的走廊，甚至还有一周的平坐(阳台)供观赏，设计独特。由于上述智慧设计，应县木塔在中国古代佛塔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其得房率高。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塔，比应县木塔还高两倍，可是它“得房率”很低，在应县木塔设置佛像的中央位置，永宁寺塔是一根巨大的从上到下的刹柱，而为了稳定这根刹柱，还要在它旁边筑起巨大的夯土墩，相当于应县木塔内槽所有的面积在永宁寺塔里就是一个大土墩，然后沿着土墩的四面开龛造像，进到永宁寺塔的每一层，就像进入云冈石窟的塔庙窟(即中央是巨大的塔柱，周围有转塔的回廊)，只有狭窄的空间可以转一圈。在应县木塔的标准层，大量精美的雕像供应在中央八角形的内槽中。走廊还有一个宽敞的星期，光线也很好。人们可以欣赏佛像。在应县木塔的标准层，中央八角形的内槽提供了大量精美的雕像。走廊还有一个非常宽敞的星期，光线也很好。人们可以欣赏佛像。这是应县木塔比永宁寺塔取得巨大进步的地方。

应县木塔周围有许多珍贵的牌匾。其中，三层的金代释迦牟尼塔牌匾是所有牌匾中最古老的，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应县木塔的官方名称。应县木塔的全名是佛寺释迦牟尼塔。木塔上有三块最重要的牌匾，其中之一。此外，顶层的竣工神功牌匾是明朝成祖朱迪的，四层的世界奇观牌匾是明朝武宗朱厚的。

在20世纪70年代修复这座木塔时，对各层大佛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工作，人们在四层大佛内发现了非常重要的文物。大佛是木骨泥塑，中央木骨架上有一个凹槽，里面有很多宝藏。其中一件宝物是银盒，原本属于这里，但在1966年左右在三层莲座旁发现。专家推测，银盒之所以单独出现在三层，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人偷了宝，暂时拿不出来，就藏在三层。结果，银盒首先被发现，其他与银盒同批的宝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佛肚里有大量的佛经和画卷，在古代被称为装藏。木塔佛像实际上是木骨泥塑，里面有木骨架，外面有泥，然后是彩色塑料。这些装藏应该在外面糊泥之前完成。

木塔二楼的大佛也做了考古工作，出土了类似的佛经和宝藏。这些佛像出土了100多件辽代文物。其中，小银盒是所有文物中最珍贵的，发现了佛教七宝和佛牙舍利。

辽代出土的佛经也非常珍贵，填补了中国佛教甚至印刷史上的巨大空白。有趣的是，许多出土的佛经来自北京。在辽代，应县属于辽西京（大同）附近。当时，北京是辽南京。印刷业非常发达。应县木塔佛肚子里的许多佛经都印在北京，然后藏在这里。

2.为什么木塔歪斜？

众所周知，倾斜是众所周知的。木塔面临的问题是整体有点倾斜，其中二、三层柱本身仍在内部倾斜，柱倾斜最严重的二层。

可以看出，木塔的歪柱上有交叉目标，文物保护工作者定期监测和使用。例如，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用仪器测量目标的空间位置，并在一段时间后再次测量。如果其空间位置发生位移，则可以监测其变形程度。

木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固，从那时起就有小的维护和加固。这些工作暂时可以保证木塔的安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加剧木塔倾斜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木塔的自重很大，然后风荷载，不可预测的地震，之前战争造成的破坏等。

另一方面，木塔结构受到历史上不应有的人为破坏。在了解了木塔暗层的重要结构功能后，你就会知道它的破坏是多么的不应该和致命。

例如，木塔的第二层实际上有1.5层的高度，明层上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层，即暗层。事实上，应县木塔共有5层和4层，外观看起来像5层，内部和暗层实际上有9层。暗层（即结构层）与明层有很大的不同，明层只有垂直柱和水平梁、梁、阑尾等，但暗层有很多斜支撑，斜支撑过去的术语称为斜，它产生了许多三角形框架，更稳定，有点像现在大跨度建筑喜欢使用桁架结构，在许多仓库、机场会看到这种结构形式，但现代一般使用钢框架，而应县木塔是木桁架结构。过去，许多人表示遗憾，中国古代建筑只使用梁柱系统，不使用三角形结构。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工匠在建造高科技木结构建筑时使用三角形结构，如楼阁和佛塔，通常隐藏在黑暗中。

用现代术语来说，暗层其实就像一个圆梁，把整座塔紧紧地包起来。原来应县木塔的每一层明层都有很多这样的结构。过去塔内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开一扇门，其余的现在看起来像格子门。以前都是墙，墙内隐藏着一个谜，里面有斜撑，外面贴着泥墙。虽然当时外观不精致，但结构很稳定。

20世纪30年代，当地的绅士不知道木塔的结构原理。也许是出于让木塔的外观更加精致的愿望，他们一层一层地拆除了所有这些墙壁。

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拍摄的应县木塔照片，呈现了塔的原貌。到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来测绘的时候，还保留了一些明亮的外墙，所以他知道原貌是什么样的，他画立面图的时候也是这样。可是到了梁先生第二次来应县木塔补测一些数据的时候就发现，墙已经都被拆光了。对于木塔来说，这些墙实际上有结构作用，里面的木骨架尤为重要。

我们现在看到的木塔有两到五层，没有外墙（包括斜支撑），光线充足，突然显得开朗。然而，事实上，这是以破坏塔的结构和危险为代价的。

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是第一个发现木塔歪斜并呼吁的人，但他的呼吁很晚才被听到。他们在1933年测绘了木塔，后来又进行了补充测试。梁思成于1935年完成了测绘报告。当时，建筑学会准备与其他关于中国古塔的专论一起出版一本书。但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报告丢失，梁思成一路流离失所，前往四川李庄，继续研究中国建筑史。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但他直到去世才看到这份报告。即使在2001年，纪念梁先生诞辰100周年出版《梁思成全集》(九卷)时，也没有收录。几年后，报告原件终于在当年的文研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所前身)找到。

梁思成先生在《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这份失落复得的报告中，在他的言论中大喊:民国二十□年木塔遭受了最大的厄运。易先生拆除了每层灰墙及其内斜坡，全部更换了安格子门。不仅每面墙上原有的壁画都是灰尘，而且直接影响到塔的坚固性。如果不尽快恢复，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3.讨论木塔修复方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专家参与了如何纠正应县木塔的讨论。有四个流行的想法。

第一种是最传统的落架大修，因为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就像积木或乐高，所以可以拆除这个积木，更换哪些部件坏了，重新安装，这是传统的做法。例如，晋祠的圣母殿经过了落架大修。

然而，这座木塔太大了，你敢拆除它吗？拆卸后可以安装吗？木塔上有这么多的雕像和壁画，构件上有这么多的彩画，拆卸后可能会损坏。因此，尽管有人建议，但目前还没有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二是有人建议全身加固。由于塔的二层和三层存在重要问题，从外槽，即走廊的位置，从一层到三层，制作一个巨大的八角形钢架。四五层问题不大就不动。

虽然这种做法可以加固木塔，但不需要更换构件，以保持木塔的原始外观，但单独安装这个钢框架会破坏许多构件，它必须受力，它的基础应该放在哪里？虽然这个想法很新颖，但它真的需要大脑，而且挑战非常大。

第三种方法是折叠一点，称为提升法。有些人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把三、四、五层和屋顶作为一个整体从下面，或者从外面挂起来，修复二层，然后让它们回来。

想想这个方法也很难。首先是你能承受上面的层吗？第二是等到二楼修好了，能不能放回去？木塔结构之间的各种关是复杂的。如果你真的想把它分开关闭，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四种是相对保守的，即调查二、三层不稳定构件，局部加固，等待未来更好的计划。

以上是目前提出的几个主要方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学会纪念馆馆长刘畅多年来一直关注如何修复木塔。他认为，目前的四个方案实际上是关注如何处理木塔最严重的结构问题。更直白地说，就是如何做骨科的工作。但事实上，木塔的保护不仅是骨科的问题，还需要皮肤科、肌肉科甚至精神卫生科，以各科会诊的方式进行。他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是扩大保护塔的相关研究，核心任务是如何在塔上利用三级医院的所有技术力量。

4.梁思成夫妇和木塔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调查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最佳合作伙伴。在过去，古代建筑的测绘经常不得不爬上梁和柱子。林徽因穿着旗袍爬上支架和梁架，她自豪地说，她是第一个爬上天坛祈年殿屋顶的女人。

1933年，测绘应县木塔。由于家庭原因，林徽因后悔没有参加。梁思成每天都写信给她看测绘过程。林徽因心血来潮，给梁思成的测绘工作做了一个直播——她把这些信加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这是木塔下的情书。

在文章中，林徽因描述了梁思成为木塔之前对木塔的想法：自从他知道有这座塔以来，他几乎比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关心这座塔。早上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太难了’，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有顶好的车路’。走路时，他会突然笑着说：如果我能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的话常常没说完，也许是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

事实上，梁思成先生当时甚至没有看到应县木塔的清晰照片，所以他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写了一封信探索山西应县最高摄影棚，得到了应县木塔的照片。因为他不知道谁是收件人，他在信中说，请帮忙拍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并在里面放了一个银圆。

后来摄影棚真的发了照片，还没收钱。林徽因说:这家摄影棚的索价也很新鲜。他们要求北平的一些信纸和信纸作为报酬。据说应县没有南纸店。

梁思成还记录了自己看到应县木塔的第一感受，他写道：今天正式去拜佛寺塔，绝对Overwhelming，太神奇了，喘不过气来半天……我的第一感觉是，可惜你不在这里和我一起享受眼福，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倾倒多少！”他的第一反应是林徽因要是在木塔这边就好了，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快乐。最后，他总结道：这座塔真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知道木结构的可能性有多大。我钦佩建造这座塔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不知名的大建筑师和工匠。”

他们对古建筑的激情热爱跃然纸上。

梁思成和莫宗江花了两周时间测绘，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后人看到的应县木塔立面图和剖面图都是图。其实测绘工作首先要画测稿。他们通常在坐标纸上用铅笔做草稿。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手稿旁边标出所有要量的尺寸线。通常一层塔会量几百个不同的尺寸，然后梁先生和莫宗江会配合拉皮尺记录数据，甚至使用一些测量仪器来保留所有这些数据。只有在测稿的基础上，才能画出最后美丽的图纸。

完成我们看到的图片后面是一个厚厚的测稿。只有通过测量每层的平面、立面和剖面，甚至是许多支架和梁架的样品，我们才能准确地画出整个图片。成千上万的构件，每一个都要仔细测量。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两周。即便如此，当他们测量塔的第五层(即顶层)时，真正的挑战才开始。应县木塔五层天花板和藻井上有暗梁架，然后有一个11米高的塔刹。如果他们想测量塔刹，他们必须爬到屋顶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梁思成当时带了科学的测量仪器。他在给林徽因的信中说，每层的檐口和塔式制动器都是用仪器测量的，但他们必须爬上去测量。因为仪器只能测量塔式制动器的高度值，但塔式制动器的形状非常复杂，包括碗、相轮和各种雕刻细节。梁先生的测绘要求非常详细。为了测量每个部件，他不得不爬出屋顶工作。

据莫宗江晚年回忆：当我们到达塔顶时，我们感到呼呼的风似乎在刮人，但塔刹车仍然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塔刹车下垂的链条。然而，谁知道这条900年前的链条是否生锈和断裂，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但梁先生只是爬上了他的脚。我们跟着上去，测量了塔刹车。

除了科学精神，他们如此绝望地学习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建设学会的同事实际上正在与日本学者进行学术竞赛。

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国人起步较晚，西方人起步较早，其次是日本人，日本人比西方人做得更好。例如，作为日本重要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于1901年开始考察中国古代建筑。那一年，梁思成先生刚出生。伊东忠太是梁启超这一代人。他和他的弟弟关野贞在中国进行了地毯调查。当梁思成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建设学会时，他们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当伊东忠太来创建学会发表演讲时，她直接说，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时，我们的日本学者将进行实地考察。你们中国学者将配合我们做文学工作。在1931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伊东忠太进一步声称：研究大多数中国，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都更适合日本人。

你可以想象梁思成、林徽因和其他建筑学会成员当时受到了多大的刺激。因此，自1932年开始研究宋辽金建筑和北宋《法国建筑》一书以来，每次遇到珍贵案例，他们都会全力以赴，把调查研究做到极致。在阅读相关历史记录时，他们仍然能感受到当时心中的力量。

中国建筑学会的前辈们调查研究了古建筑的过去，特别是梁思成和莫宗江测绘应县木塔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爱国热情。